戰爭中的記者

月初與同事討論「新聞寫作10弊」，其中1弊是「站錯邊」。

我當時是從「第4權」的想法出發：即使事件複雜到無法顯現本質，我們當記者的，至少還能選擇「站在政府對面那邊」。

更早之前，我也曾提醒同事「切莫搖旗吶喊」，禁忌的對象就是政府。

不過，更多時候我們的搖旗吶喊無涉「第4權」，而是在戰爭中選邊站。

我講的是廣義的文化戰爭，諸如代理孕母、墮胎、安樂死、同性婚姻、通姦與性交易（除罪）、軟性毒品與槍枝（合法持有）、指紋與DNA（建檔與否）、監視器（VS.隱私）、網路行為（完全保護）等等。

這些議題有隱性、顯性，在台灣所形成的戰爭氛圍也濃淡不一。但我觀察，除了「槍枝能否合法持有」悖逆台灣民情，我所列舉的其它議題，都在新聞中忽隱忽現。

我不是新聞學者，無法和同事論辯，但實務經驗告訴我，我們沒有能力、也不應該，在這些個別議題的文化戰爭中選邊站。

有些記者朋友也許會說：「我沒有啊！」那麼，容我舉個反證：當政府或警察機關宣布要加裝監視器時，多數記者不是每次都搖旗吶喊，只差沒舉雙手雙腳贊成？

我不相信會有「客觀報導」，「選邊站」因而是記者永恆的試煉，先不搖旗吶喊，或許就不會常常站錯邊。

@20090520